秦军的西进之路，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如此众多的冰峰峡谷，曾令多少旅人望而兴叹。
这一带另一个富有特色的地貌特征即：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难行的雅丹地形，对于行旅之人来说也是另一大地理障碍。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也为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水源。先民们并没有因为这种种阻碍而放弃对外部世界的探索。
近几年陆续发掘出土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文化、物质交往的漫长历史。如在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类型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则出土了新疆的和田玉，在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更表明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与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就已经开始了经贸往来。
既然在更早期的年代，那些商人、旅人们就开始了探索东西方的跋涉之旅，秦军也应该能够走通这条路。
既然是在做假想，何妨假想到底。
两千年前的秦国，想必同我们的20世纪50年代一样，是一个军歌嘹亮、军旗高高飘扬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在中国历史上，秦人的文化和秉性是独一无二的，这很可能跟秦人的历史有关。秦人出身于大西北的草莽之间，与游牧民族混居。在当时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原国家眼里，他们是落后野蛮的民族，虽然秦人努力学习中原文明，但他们从未真正接受过中原文明优雅精致、中庸谦让的伦理道德。在秦人看来，尚武、为利益而竞争是天经地义的。
秦的政治制度的核心是“三三制”。中央官制:三公九卿。三公，丞相(行政)、国尉(军事)、御史大夫(监督)。依此结构，郡制:郡守(太守)、郡尉、监御史。县制:县令、县丞、县尉。
粗看起来，这套制度并无出奇之处，但如果仔细审视，你可以发这些制度体系是多么的严密与完善。仅以县之下的乡官为例--职属划分分别为:亭长、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亭父、求盗、里宰、里监门、里正与伍老、田典、牛长--职责精细入微，井然有序。
而云梦出土的秦简里，那部著名的《为吏之道》更明确规定:吏有五善，一曰中信敬上；二曰精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恭敬多让。吏有五失：一曰不察所亲，不察所亲则怨数至；二曰不知所使，不知所使则以权衡求利；三曰兴事不当，兴事不当则民异指；四曰善言惰行，则士毋可比；五曰非上，身及于死。
由此，秦国上下千万人口，下自百姓上至丞相，被一个严密而有序地组织网罗着，任何人也不会疏漏。而种种细密的法律条文，即使从现今社会组织方式的角度来观察，也不能不令人感叹它的复杂与缜密程度。这套吏治方式，放在当今一样有效，或许，更加严密。
后世的很多研究，多是静态地观察秦代的吏治结构，除了赞叹它的异常严密之外，考虑到春秋战国时代的的现实，秦国的这套系统，把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秦国民众的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商君书·画策》的一段记录生动的表现了这一点:“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兄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敌首)，无返！”打不了胜仗、取不到敌人的首级就不要想回家，这种情况之下，除了拼命死战，再没有退路。
这样一个兵民一体的国家，能争得天下绝非偶然。
眼下，秦国大军正在浩浩荡荡地向罗马开进。
秦王朝的集权统治，可以有效的集中和动员全国的力量保证对前线部队的物资、兵员补充。同时，以轻步兵为主的秦国军队可以实现复杂地形下的快速行军，也可以承受长期的攻坚战和军力的重大损失。秦国在战争初期优势比较明显：秦始皇时代的名将如云，中国古代战争理论的先进性和超越时代的军事眼光，弩箭、骑兵的远程优势，等等。而最终要的，当属中国军队的数量优势，百万大军兵临城下，任何一个国家也不能不为之震惊！
当然，这是在扣除了地理、气候等环境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判断，如此长距离的行军，除了后来席卷欧亚的匈奴骑兵和蒙古铁骑，任何一支以徒步行军为主要作战方式的军队，都难以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而不受一点损失。当然，罗马也一样。
秦国的优势重在先发制人，速战速决。但一旦踏上亚平宁半岛，秦国远征军首先将面临此地多山多峡谷的复杂地形。回想一下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同样是面对号称百万的波斯大军，希腊人仅仅以一个隘口就将波斯人堵在了外面，若不是有叛徒的出卖，列奥尼达国王一旦得到了希腊援军的帮助，据险不出的话，薛西斯的大军将陷入怎样的窘境不问自知。
罗马的最佳策略就是驻重兵把守关隘，把秦兵拒于国门之外，旷日持久的对峙之下，又加上不适应当地地中海式的温热气候，秦国远征军将会逐步丧失原来的优势。不过，秦军可比当年的波斯大军强得太多，波斯是典型的多民族杂牌军，一旦战事不妙就可能军心涣散进而丧失斗志。而秦军却要团结和坚韧得多。
“自古秦兵耐苦战”，这还是唐朝大诗人杜甫的观察所得，大秦帝国时代的秦军之勇猛彪悍可见一斑。加上中国人历来喜欢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的特性和成熟的军事理论等，只要策略得当，秦军一定会想法子突入意大利本土，一股作气猛攻罗马城，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罗马的优势在于后发制人，时间越长对罗马越有利。罗马共和国的历史上很少见到集全国之力攻打某个国家的例子，除了迦太基。因为发动一场战争的权力并不在罗马将领的手中。元老院和平民们会就有关问题加以讨论--这是共和制度的传统，何况是要举倾国之力。然而，一旦面临覆国的危险，自然就不同了。这一点，可以参照曾经在罗马的本土上周旋了十余年的汉尼拔。
罗马军事威力的传奇性，表现在罗马对它的敌人，实在没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可言。就天时而论，罗马诞生的时候，历经艰难才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当它向外扩张的时候，南方的迦太基早已繁荣富强了；当它向东方进军的时候，马其顿还很强盛；当它向北进发时，日尔曼人又南下了。
就地利而论，罗马的地形谈不上任何优势，靴子样的亚平宁半岛上布满了操着不同方言的各种民族，毫无阻拦的海岸线又常使它遭受他国海军的攻击（如迦太基，同时，罗马还曾受到过海盗们的严重困扰）；罗马人的个头其实不算高（尤其跟日尔曼人相比更是矮小），以至于被日尔曼人称作是“小意大利”的矮子。
可以说，罗马人没有任何天然优势可以利用，他们没有浩瀚的戈壁保护自己、没有成群的马匹，这就意味着罗马没有发展骑兵的先决条件。
论人和，罗马常常陷入多线作战的困境中（同盟者战争、萨莫奈特战争、第二次布匿战争、意大利战争、斯巴达克起义等等）。罗马对它的敌人，可以说从来没有占据过什么决定性的优势。
在它最初崛起的时候，它的邻居们的实力基本上都比罗马强：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的人口虽相当于罗马的一半、但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罗马；在东征马其顿时，罗马人面对的是强大的马其顿方阵的考验；当马略迎击条顿人和森布里人、恺撒北上进攻高卢的时候，他们所带的罗马军队跟敌人相比，更是谈不上什么数量上的优势，甚至可以说是少得令人吃惊的；在跟日尔曼人作战时，对方的身高成了罗马人心中巨大的阴影；而当以步兵为主体的罗马军队出现在东方的时候，帕提亚那飘忽不定的骑射手给了他们完全陌生的战争体验……
可是罗马战胜了！而且不是短时间，而是在长达700余年的时间里，罗马军队始终能够击败它的敌人，保持并且扩大罗马的土地。罗马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只有制度！
罗马著名的三列阵曾受到过恩格斯的高度赞赏，称其为冷兵器时代最完善的步兵战术。罗马军团的单位细分化使得其各个小单位都有高度的机动性，而且克服了地形的影响，能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作战。轮流上前的战斗方式不仅充分发挥了每个士兵的作用，而且具有持续不断的战斗力，加上严明的纪律和公民兵的顽强斗志，使得罗马军团成为农耕民族的一大敌手。
东方的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往往实行君主专制，这种纯粹由地主组成的政权，往往会造成绝对的君主独裁，整个国家的命运系于君主一人。君主的命令就是国家的法律，因此，虽然各代王朝不乏有政治远见的开明君主，但这并不能保证他的子孙或后继者能将他的意志贯彻始终，从而造成政治上的混乱。所谓“富不过三代”就是这个道理，而秦后来也真的是仅仅二世而亡，也是这个原因。
而罗马的政治制度，将农业社会的稳定性、军人的进取心和商人的冒险精神结合在一起，从而既稳定，又持久，又不乏开拓进取性，同时罗马还是一个极善于吸收、利用其他国家、民族军事长处的国家。罗马军队的武备几乎都来自外族：罗马兵器的锻造技术，最初是向伊达拉里亚人学习的；罗马短剑最初出自西班牙；投枪出自西亚，连基本武器都出自外族，其他的就不用说了。罗马军团制模仿自伊达拉里亚人，而攻城技术则从希腊人那里受益良多。……
只要不伤及根本，时间一拖长，罗马顽强不屈的民族精神将会越挫越勇，将士通过了战争的洗礼得到考验而迅速成长，民众会变得上下一心，罗马也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和从容布置。罗马的敌人将会惊讶的发现罗马越打越强，越来越难打，经历过重大死伤考验的罗马一旦真正全民动员起来，将真正做到众志成城。这回，该轮到秦国经受严峻的考验了。
而如此长的战线和后勤补给线，也会让秦人疲于奔命。何况六国的遗民还在蠢蠢欲动，匈奴还在北方虎视眈眈，秦国传统的法治传统可能适合战国时的秦，却未必适应统一之后的整个中国……国内外那么多的矛盾以及那种种不安定的因素，一旦在某一点上受到激化，那么……
内忧外患齐集，秦王朝是否也会像拿破仑一样兵败滑铁卢？这成了一个问题。